钟扬常和徐大鹏说，觉得应试教育扼杀了孩子们自由的本性和想象力，他毫不在意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学校排最末两名。钟扬曾经说，自己做科普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人们能了解到科学的真谛，认识到植物学美妙和浪漫的一面，而不只是背了一些定义、会做题。

“他对科普的热情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师”，徐大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今年73岁，仍然积极推进环保教育，目前是环保部宣教中心国际生态学校项目专家组成员。

有人不理解钟扬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看起来没有回报的事情，他答道，“我们做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应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钟扬刚到复旦大学时，环境资源系濒临解散。到他去世前，复旦大学生态学科有了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近期进入了首批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排名世界靠前。

为了让学生可以潜心研究，钟扬专门设立研究生服务中心，让办手续的学生不需要到处跑，还鼓励工作人员在5点后学生不上课的时间办公。

刚到西藏大学时，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老师们告诉他，他们见过一拨又一拨援藏的科研人员、专家，但都是来了走，许多都没留下什么合作成果，更别说留下来了。

跟着钟扬读博士前，德吉就已经是西藏大学的教师。那时她的孩子刚读幼儿园，觉得自己“没必要取得更高的学历”。钟扬鼓励她，读博士不仅是学历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对自然的探索。目前已经有5名西藏大学的老师攻读博士学位。

钟扬曾立誓“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就不离开西藏”，当时自治区和西藏大学的领导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西藏大学已经招了6名生态学博士。钟扬培养的5位藏族博士中，有4位留在了西藏大学。

刚到西藏时，钟扬自己掏钱带西藏大学的老师到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进修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来，他还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让西藏大学优秀的学生到上海，甚至海外学习。

很多学生第一次离开西藏，“他们有了信心和决心，有的立志将来一定要到上海念研究生”，德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这些学生现在有的已经回到藏大任教，有的到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部门工作。

钟扬常说教师是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招学生时，他不考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必须是喜欢做植物研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对植物学知识信手拈来的教授，原来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他曾专门到武汉大学进修，办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亮灯的地方。

“现在老师去世了，我们就像丢了主心骨一样”，德吉说。钟扬去世十多天后，德吉还每天把他过去的报告找出来听。“以前不管是申请项目还是做研究，我总会在中途就想放弃，或者思路乱了，但老师总能几句话点醒我。”德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记住老师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