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贡献是巨大的。据2017年即将出版的Brookes和Barfoot统计，1996—2015年间，转基因作物使全球的作物产值增加了1,678亿美元;通过生物技术育种提高了作物产量，节约了1.74亿公顷耕地;通过减少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降低19%。2015年减少了267亿公斤CO2的排放，相当于一年在公路上减少1,200万辆汽车。另据ISAAA统计，2016年，转基因作物使1,800万小农户及其家庭受益，总受益人数超过6,500万。

据黄大昉介绍，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其风险完全可控。国内外大规模应用已超过20年，累计种植面积超过20亿公顷;现在每年1.8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未发现任何确有科学根据并为权威部门证实的安全问题。

黄大昉告诉我们，转基因技术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如目前广泛采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等。新育种技术发展潜力巨大，能够编辑修饰重要性状的作物基因，培育出非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技术/转基因技术相比，新育种技术更精确，与自然突变相似，无外源成分插入到基因组;监管简化，只需进行科学的、符合目的要求的、适当和简约的监管，不少国家已经将部分基因组编辑产品列为“非转基因”而解除监管;速度大幅加快，品种改良过去耗时数年至数十年，现在只需短短几周;成本降低，由于速度更快和监管简化，育种成本大幅降低。

他说，生物技术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转基因技术已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前景广阔。

黄大昉说，生物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和农业科技创新的既定国策，我国生物技术育种研发的进展与成就令人瞩目。特别是2008年，我国开始了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这是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为我国转基因育种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如实现了棉花、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五大作物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的深度结合，自主创新研究取得快速进展;研发了转Cry1Ab/1Ac融合基因的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转植酸酶Phy A2基因的BVLA430101玉米自交系，转植酸酶Phy A2基因的BVLA430101玉米自交系，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等。其中，抗虫水稻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生物育种领域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植酸酶玉米的研究开发是我国转基因育种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玉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蓄势待发。